世卫组织宣布欧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震中”之际，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提出的“让六成人染病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方法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尽管英国卫生大臣后来强调，这是一个科学概念，并非他们的目标或战略，然而唐宁街10号依旧深陷采取“投降政策”的巨大质疑中。“群体免疫”在现实中的可行性有多高？如果英国推动实施该策略，这对中国等采取严防严控举措的国家来说是否意味着巨大风险？16日，美国最知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之一、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群体免疫”这一概念做了系统性解读。

环球时报：您认为“群体免疫”策略在现实中的可行性高吗？有哪些关键要素需要被纳入考量？

黄严忠：“群体免疫”本身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即或通过疫苗、或通过感染后康复，使足够大比例的人口获得免疫能力，进而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并保护高风险或脆弱群体。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现实中，要实践“群体免疫”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含诸多前提与风险因素。

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政府必须能将高风险和脆弱人口隔离开来，保证病毒主要只影响我们所说的低风险人群，通常也就是健康、年轻的人群。能否做到这一点存在极大的疑问。

第二，你必须保证病毒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异。假如病毒发生变异，突然变得也能够对年轻健康人群有较强攻击性、这个群体的重症和病亡率升高的话，那么“群体免疫”就失去了意义。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就对年轻人的伤害十分大，致死率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曲线呈W型。

第三，在实践中，你还必须保证“群体免疫”的过程中不发生对医疗资源的挤兑，保证新冠病毒在“延缓”战略过程中保持传播的稳定，且不能有其他疾病的较大暴发，否则都会产生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进而使“群体免疫”无法真正有效。

所以我同意有观点认为的那样，这是一场豪赌，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在里面。

环球时报：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推动“群体免疫”有哪些风险？一个国家能否做到精确控制相关现实因素与这些风险？

黄严忠：历史上绝大多数“群体免疫”是通过疫苗来达到这一目的，我尚未听说过有任何国家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将“群体免疫”作为一项策略来推动。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实施“群体免疫”存在很多风险。第一，即使整体上60%甚至70%的人口已通过感染获得对病毒的免疫力，但这依旧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没有获得“群体免疫”，而该地区或群体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就可能迅速形成社区传染。如果这种局部的聚集性感染同时发生在多地的话，仍然可能对医疗系统造成较大压力。

第二，根据英国政府的思路，已出现感染症状的患者应居家隔离，避免传染给其他高风险人群。但我们已经知道，新冠病毒有无症状、但有传染能力的患者，这就意味着病毒传播给老年人等脆弱人群是很难避免的。

第三，英国政府也提出，要加强对70岁以上老人的隔离与防护。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做到这一点。英国的老年人口占其全国人口的18%，怎样在较长时期内——比如6个月内——完全隔离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即使是在养老院里，也有照顾他们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更年轻，并且和社会其余人群有密切接触。

第四，“群体免疫”思路的一个关键是延缓疫情传播的速度，把感染的高峰压下来，但还是无法避免高峰到来。在疫情传播高峰期间，依然有很多人需要进ICU，并在ICU待相当长的时间。目前英国的重症床位应在4000张左右，无法完全排除高峰期间医疗系统面临挤兑的风险。

环球时报：英国如果推动“群体免疫”，对中韩等采取严防严控措施的国家是否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黄严忠：这确实会为中韩等国带来新挑战。尤其是若有更多国家有意仿效英国的做法，或无意但在实际中形成了类似局面，中国可能须在未来数月里继续维持甚至强化管控措施。事实上，防止境外输入性风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抗疫最大的挑战之一。

更糟糕的情形是，万一病毒在这些国家传开、很大一部分人真的获得免疫力，而中国却因绝大多数人从未被感染而对病毒缺乏免疫力，这就形成“免疫落差”，如同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旦决口或放开控制，容易形成大流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先例。16世纪初大部分欧洲成年人已获得对天花病毒的免疫，而美洲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该病毒，数百名欧洲殖民者传入的天花病毒让300万印第安人丧生。

在此情况下，中国须加快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进度，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使国内大部分人都能接种疫苗，同时帮助其他国家控制疫情。

环球时报：一些英国科学家认为，新冠病毒或许在今冬或明年卷土重来，所以只能靠“群体免疫”，这是无奈的选择。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黄严忠：历史上流感的全球大流行的确有过第二波、第三波，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于冠状病毒，所以只是一种假设。

在这个假设下，“群体免疫”是唯一的选择吗？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英国，其所谓的“延缓”策略也不是单向的，最终还是要在对人群的“最大保护”和对社会运转的“最小破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一方面加强社会阻隔和检测，另一方面阻止最糟糕的后果，即集中资源用来救治重症患者。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群体免疫”的伦理道德争议？

黄严忠：在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医疗照顾，但现实往往难以做到。即便能做到精确推动“群体免疫”，仍然会有牺牲。虽然病毒在年轻人中的致死率较低，但如果乘以一个比较大的基数，依旧是一个非常大的死亡数字。还有一些更敏感的问题，比如当不得不在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中做救治选择时，前者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后者是社会资源的使用者，如果因此要先救治年轻人，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但不能排除决策者可能有这些考量。

环球时报：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该国60%至70%的人可能会被感染新冠病毒。有人认为，德国应对疫情的思路和英国相似。您对此认同吗？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与英国的“打法”有何异同？

黄严忠：德国的做法和英国有些类似，两者的策略是基于同一个认知：“围堵”病毒的黄金时间错过了。不过德国的做法要更积极一些，因为它有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所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做了更多检测，也让更多病例得到及时治疗。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由于德国的认知是基于无法完全“围堵”病毒，所以现在他们的策略更多注重“缓和”。意大利则偏重于“围堵”，也相对更类似于中国的策略。但是意大利的老年人口比例是23%，比英国的18%和德国的21%都高，所以其医疗资源的压力和致死率本身可能更高。另外，意大利此前虽然宣布了紧急状态，“封城”等措施声势听起来挺大，但实际上漏洞很多。所以现在意大利医疗系统过载的情况非常类似于2月初的武汉。

环球时报：您能否总结一下美国应对疫情的“打法”？您如何评价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表现？

黄严忠：美国和不少欧洲国家一样，最初轻忽了病毒的风险和危害，没有从一开始就积极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现在可能已错过防控的黄金窗口期。

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大约在八九天前承认，病毒已扩散，发现并救治每一个感染者很难做到，所以提出把策略从防止蔓延转向降低病毒蔓延带来的危害，这种危害既包括对人民健康的危害也包括对经济的危害。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前段时间不断淡化病毒的风险。

特朗普的应对方法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特朗普的做法遭到很多批评，这些声音把特朗普往回拉了一下，继续采取一些围堵措施。美国抗疫的挑战之一是其医疗保险的普及率不是特别高，导致一些人因为费用问题不愿去做检测。现在费用问题正得到解决，但还缺乏大规模检测能力。

环球时报：中国用方舱收治轻症患者的措施在欧美国家是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黄严忠：方舱的目的更多在于隔离，而非治疗。有些轻症患者在家也可治愈，但这会带来与家人交叉感染的风险，尤其当住房较为狭小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大部分家庭的居住空间较大，此时家庭内部交叉感染风险比较容易避免，因此对方舱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从可行性上来说，方舱需要大量医护人力资源，美国是否有能力像中国那样从各地集中调动这些资源是一个问题。此外，中国当时在武汉建方舱的背景是，疫情在武汉已非常严重，但在全国并未有那样大规模的传播。现在美国是各个州可能都已经传开，这时把医护资源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太现实。